1963年6月11日，越南佛教僧人釋廣德（Thich Quang Duc）在西貢市一個繁忙的十字路口（據稱在高棉駐越南大使館外）自焚而亡。他與至少同行僧人乘坐轎車來到十字路口。然後釋廣德以打坐的姿勢坐下，隨行僧人將約5加侖汽油從頭頂澆在釋廣德身上。釋廣德用火柴點著汽油之後，數分鐘之內身亡，整個燃燒過程持續了十分鐘之後才徹底熄滅，此後有僧人將釋廣德遺體放入棺木，帶回西貢市中心的舍利寺。

當時在場的《紐約時報》的一名記者David Halberstam拍下了經典的burning monk-the self-immolation，這張照片因其影響力與感染力成為二十世紀最著名的新聞攝影之一，更獲得了普利策獎與世界新聞攝影獎。對許多觀者而言，感染他們的並非因為熊熊烈焰，而是釋廣德的平靜，在整個過程中他紋絲不動，與周圍哀哭倒地的人群形成鮮明對比。

此次自焚事件並非草率為之，釋廣德透過冥想，以及用信件向越南佛教信眾與南越政府解釋其動機，已經籌備數週。他解釋自焚行為是為了喚起大眾對當政政府的迫害佛教徒政策的關注，並要求吳廷琰總統履行宗教平等的諾言。在釋廣德自焚之前，南越僧人曾想吳廷琰政府提出以下要求：解除對懸掛傳統佛教旗幟的禁令；授予佛教與天主教同等的權利；停止拘禁僧人；授予佛教僧侶以修行和傳教的權利；對受害者家庭給予合理補償並懲辦死亡事件責任人。

當這些要求被吳廷琰政府拒絕之後，釋廣德便進行了他的自焚行為。在他死前留下了這樣一段遺言：「在我閉上雙眼去見佛祖之前，我懇求總統吳先生能以一顆同情心去對待人民並履行許下的宗教平等諾言，以長久地保持國力。我已經呼籲各宗教人士及廣大佛教徒，在必要時為保護佛教而犧牲。」

在重新火化后，釋廣德的心臟雖然縮小了，但仍保持完好無缺，為此被視為聖物，並被供奉在寺內的一個聖杯上。

在許多解釋釋廣德事件的中文文章中，都將之視為一起政治性的抗議事件，然而無論是釋廣德本身，還是釋一行在寫給馬丁路德金牧師的信中（見下文），對此做出的解釋，都認為這純粹是從一個出家人的信仰立場出發，毫無政治因素在內，甚至都不能算是一場抗議。然而，不可否認的是，釋廣德此次自焚行為在海內外所引起的震動，直接導致了同年11月吳廷琰政府的垮臺，而自此之後，越南僧人因不同的理由，仍多次效法釋廣德的榜樣以自焚發聲。

1965年，在美國遊學的釋一行，也即一行禪師，在寫給馬丁路德金牧師的信件中，向這位西方民權牧師解釋了越南僧人的自焚行為的動機，以及背後所包含的佛教信仰，可以視為是對由越南發端的「入世佛教」（Engaged Buddhism）最全面的自我闡釋。一直沒有在網絡上找到此文的完整中譯文，因此斗膽對全文作了粗略翻譯：

釋一行：找尋人類的敵人（致馬丁路德•金牧師）

1963年越南佛教僧人的自焚事件也許對於西方的基督徒來說，從良心出發會感到難以理解。儘管媒體將之形容為自殺，但實質上，並非如此。它甚至都算不上是一場抗議。這些僧人們在自焚之前所留下的遺書中，所表達的不過是呼籲，希望藉此能感化那些壓迫者的心，并讓全世界留意到越南人民正在承受的苦難。透過自焚這一行為，正是為了強調他所要說的有多麼重要。因為沒有什麼痛苦可以和自焚相比。而一邊發聲還要一邊承受著這樣的痛苦，這個過程需要的是極大的勇氣、坦率、決心與赤誠。在大乘佛教的傳統中，僧人在接受剃度的時候，會在身體上燙出一個甚至多個戒疤，以此立誓遵行比丘的二百五十條戒律，以僧人的要求生活，達到證悟，并為了眾生得救而獻出自己的生命。當然，如果坐在一張舒服的扶手椅上，也是可以說出一樣的話，但是，當跪在眾僧伽面前，并承受著這樣巨大的痛苦的時候所發出的言語，才能完全地表達出自己思想和內心有多沉重，他的話語有何等的分量。

這位越南的僧侶，正是透過自焚，以他全部的力量與決心說明，他可以為了保護自己的人民承受最巨大的痛苦。但為什麼他一定要讓自己被燒死呢？燒著自己和把自己燒死，其分別不過是在程度上，本質上并沒有不同。任何人要是燃燒到一定程度都會死亡。所以重點並不在於奪去性命上，而是在焚燒這一點上。他真正的目的並非是要尋求死亡，而是要展現他的意志與決心。在佛教信仰看來，生命並不是被限制在一段六十年、八十年抑或一百年的長度──生命是永恆的。生命也不僅被約束在這具軀體裡面──生命是宇宙的。因此，選擇以自焚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意志，並不是一種自我毀滅的行為，而是一種建設的行為，比如為了人民而受苦身死。這並不是自殺。自殺是一種自我毀滅的行為，通常由如下原因導致：

• 失去了活下去和面對困難的勇氣
• 被生活打敗并失去希望
• 嚮往虛無

在佛教看來，這種自我毀滅是最嚴重的罪行之一。但自焚的僧人及沒有失去勇氣或希望，他也並不嚮往虛無。他反而正是充滿勇氣與希望，并對未來的美好滿是期望。他並不認為自己是在自我毀滅；他相信他這種為他人而自我犧牲的行為能帶來美好的結果。正如《本生》中有個故事，佛祖的一個轉世為了不讓飢餓的獅子吞食了自己的幼崽，而讓獅子吃了自己，他相信他所做的是在實踐最高的同情心，他犧牲了自己，是為了喚起世人的關注，向他們求助。

我全心相信，那些自焚的僧人們的目的並非是要壓迫者付出性命，而只是希望他們能改變政策。他們的敵人並非人類，而是人心中的狹隘，狂熱，獨裁，貪婪，仇恨和歧視。而我也同樣全身心地相信，您在伯明翰，阿拉巴馬等地為平等自由所領導的抗爭，最終目的同樣並不是針對白人，而是針對狹隘、仇恨和歧視。這些才是人類真正的敵人，而非人類本身。在這塊充滿不幸的故土上，我們絕望地哀求，即便是出於人的名義，也不可以殺人。真正要殺的，是那無處不在，活在我們每個人心靈和思想中，人類真正的敵人。

如今我的祖國深陷霸權的衝突之中，每天都有數以百計甚至千計的越南平民和兒童喪失性命，我們的國土因為一場已經持續了二十年的戰爭而殘忍而悲哀地分裂。我確信，參與在爭取平等與人權這項艱難的抗爭之中，您完全可以理解明白當下越南人民所承受的無法用語言描述的痛苦，并與他們感同身受。作為全球最偉大的人道主義者，您不會保持沉默。您作為個人也不應保持沉默。美國被認為有著強大的宗教底蘊，而宗教領袖們不會允許宗教元素從美國的政治經濟基石中流失。您無法保持沉默，因為透過您一直以來的行動，包括您當下正在進行的行動，借用卡爾巴特的話來說，是上帝在行動。無論是用史懷哲的所說對生命的敬畏，還是蒂利希所說的存在的勇氣，歸結都是愛。還有尼布爾、麥凱、弗萊徹以及哈靈頓，這些宗教人道主義者以及等等其他人，都不會贊同如今越南人所承受的恥辱，無論是加諸在任何一個人類身上。最近一個叫做釋覺清的年輕和尚在1965年4月20日在西貢以自焚來引起全世界留意到，這場毫無必要的戰爭對越南人所帶來的痛苦，正如戰爭永遠都是毫無必要的。另外有一位年輕的尼姑化順也出於同樣的動機採取了相同的行動，但她的願望並沒有達成，她還沒來得及擦著火柴，人們便看到并阻止了她。我們這裡沒有人渴望戰爭。那麼這場戰爭到底是為了什麼？這到底是誰的戰爭？

昨天的課堂上，我的一位學生這樣祈禱：「佛祖，請你幫助我讓我能保持警醒，知道我們並非是彼此的受害者。我們是我們自己的無知和他人的無知的受害者。幫助我們不會因為他人對權力和支配欲的渴望而陷入到彼此的殺戮之中。」作為一個佛教徒，因著愛，因著共融，因著同為這世上的人道主義者，我如此陳明我的信仰，這份思想與態度當成為全人類的引導，讓我們去找尋，誰才是人類真正的敵人。

1965年6月1日

釋一行

每每看到這兩位來自不同信仰背景，不同文化，不同膚色的宗教人士的合影，總是讓我震撼和感慨不已，並不比熊熊烈火中釋廣德的身影給我帶來的震撼少。如果說後者代表的是一種信仰的堅韌與決絕，那麼前者代表的正是一個美好信仰所帶來的開放與寬厚。在當下多元文化、信仰對話和普世合一已經稀鬆平常到了氾濫的地步，卻甚少能看到如此真摯、堅定而合一的眼神與畫面。你可以清晰看到他們各人信仰的全部，卻又如此和諧而一致。他們雖然有著不同的信仰，并基於自己的信仰實踐著不同的道路，但他們都是為着一個美好的人類的明天而奮鬥著，并由衷地相信著這個夢想。

啊！總是可惜，錯過了這黃金的六十年代！

正如我和朋友說的，看到這張眼神堅毅的一行禪師，總難讓我將那個在朝鮮半島問題上胡鄒的老和尚聯繫起來。是他改變了麼？也許不是，或許離開了那個風起雲湧的年代，那個黃金的六十年代，離開了自己的故鄉，自己思想哲學紮根并發軔的土地，就也找不回那種激情的泉源了吧。

不是我們變了，而是這個時代變了。

第一次聽到一行禪師和「入世佛教」(Engaged Buddhism)還是很憧憬和敬仰的，連那麼平和的佛教都可以如此開放，走得那麼「前」，一定很了不得。這次帶的課程的reading終於可以讀下一行禪師的大作，走近他的思想，想想還是蠻激動的。然而讀完手頭的短文，也許反映的並不全面，但心情不僅失望，中間有些文字甚至讓我感到憤怒並啼笑皆非。

這篇文字是03年一行禪師在南韓訪問時的一次演講稿，當時正逢伊拉克戰爭即將開戰，加之南北韓核危機惡化，其實這個時候這位在越南有過豐富社會參與以及面對過政權暴力與戰爭的高僧，無論從智識還是經驗上，是可以給出很深刻的反省與洞見的。

演講的內容很簡單，先是老套地譴責下美國當時在伊拉克阿富汗等地的所作所為，美國才是國際社會真正的bully。而其和平思想的靈性核心是，和平源於在個人認知（understanding）以及同情心（compassion）方面的培育，真正的認知要透過正念（mindfulness）來培養，而只有透過對話（dialogue）才能夠讓認知和同情心在社會中，乃至國際社會中發展。最後自然要因應當時南韓的社會現狀給出一些具體的應用，這也是「入世佛教」所強調的，要把佛教的個人修為和靈性操練變成對現實的關懷，并採取具體行動。就伊拉克問題，一行禪師的看法是，就算美國還沒有開始轟炸伊拉克，但是這個消息和念頭已經會在伊拉克人心中造成了恐懼，而恐怖主義只是外在形式，而其實質是恐懼、憤怒這些情緒，所以我們要告訴伊拉克人，我們明白他們的恐懼和憤怒，並且也要把他們的這種心情去告知那些支持戰爭的美國人，並且把這種認識寫下，然後將這些滿是愛心的信寄給議員說服他們，讓他們透過對伊拉克的現狀產生真正的認知，并產生同情心，以此化解仇恨矛盾，達到和平；而至於南北韓的問題，一行禪師的看法則更有創意，他建議不同宗教背景的和平人士應當聯合起來，然後湊錢買個手機給北韓總統，再買個手機給南韓總統，然後同樣以愛心要求他們兩者每天互通電話十分鐘，這樣正確的認知和同情心就可以透過對話被培養出來，讓他們彼此意識到自己是兄弟，而兄弟之間不應該彼此仇恨殘殺的，然後就可以南北韓和平統一了。

看到這裡，可能大家已經產生和我剛才一樣的感受，are you serious？

我甚至不想去分析他的這些建議是否可行，或者背後的邏輯是否自洽。僅僅是想到他以這樣輕描淡寫的態度提出這些天馬行空的想法的時候，如此輕率地談論他人的生死攸關，我就感到不寒而慄。他有沒有真實地了解過，薩達姆政權下伊拉克政治犯的痛苦，北韓集中營中捱餓的人民的絕望，或者是否有真實感受過，伊拉克人民對轟炸和戰爭的恐懼，是否體驗過面對北韓的核威脅，南韓人民的恐懼到底從何而來。在其中，我既看不到understanding，也看不到compassion，只有政治正確地對戰爭，對美國輕易的控訴。

當然，我並不否認佛教的認識論，許多人類世界的distortion是來源於自己的慾望和情緒，比如因為誤解帶來的恐懼，或者因為無同情心而帶來的自私憤怒，這造成了許多不必要的痛苦和困擾。但是這並不代表世界上所有痛苦的來源都是個人所謂的負面情緒，一個人受到真實的生命威脅的時候，他的恐懼不是一種無知或者缺乏同情心的表現，而是出自本能的自我防衛。這個世界確實是因為彼此的仇恨和偏見而冤冤相報，但是這其中，種種的恐懼、偏見和仇恨，究竟是一切惡的根源，還是也包含著現實對人造成影響的時候所帶來的心理投射呢？「入世佛教」既然宣稱是佛教對現代社會的調適和回應，那麼對當今如此複雜的地緣政治和國際關係，它何以可以做到不加深入了解，就做出非黑即白的斷言呢？

如果在談及伊拉克的戰爭的時候，覺得遊說美國放棄攻打伊拉克，就算大功告成，對得起薩達姆統治之下的政治犯麼；如果談及南北韓核問題，覺得和北韓好好談談就能解決問題，請問如果金正日根本不願意交談或者利用南韓的好意另有企圖，請問一行禪師你該怎麼辦，那些為此而受傷害受威脅的南韓人是不是在佛祖眼中是實踐和平而值得的犧牲呢……

Happiness is made of non-happiness elements. Suffering is made of non-suffering。在一位天主教的修女提出問題，質疑當人面對自己無法承受的苦難的時候，該如何去理解，一行禪師用這樣一句充滿了「辯證法」色彩的話語進行回答。我由衷地欣賞在眾多提問記錄中唯一敢於質疑一行禪師觀點的這位修女，他人的苦難我們可以以怎樣的標準去衡量？去合理化？這句充滿禪意的話可以用來自我修行，在個人面對苦難的時候找到出路。但面對他人的苦難，這個話絕對涼薄冷酷，毫無同情心。

如果不願意正視他人的苦難和感受，并表示認可與接納，而只是在否定的基礎上去談論和平與公義，我感到這是自相矛盾的，談論者要麼understanding，但沒有compassion；要麼有compassion，卻沒有understanding，或者，兩者皆只是虛飾。

沒錯，「入世佛教」相比傳統佛教來是進了一步，他對於社會的關懷和參與是顯而易見的進步，但是它堅持只從佛教思想的核心和靈性操練去做出回應，導致它的出發點仍舊是觀照自身，而非去站在他人的角度體驗他人。「入世佛教」不再將出家人和信眾的視域禁錮于自己個人化的修行，但是他們解決問題的向度總是自助，而不能他助。始終是「向內」，而非「向外」的，可是我們不得不承認，在如今多元化複雜化的全球化社會，當社區意識深入人心，人人皆無法自助，皆需要他助。如果這篇文章確實代表了一行禪師的觀點，那麼在現代社會中，這種「入世佛教」究竟可以走多遠確實令人存疑。

除了一行禪師，曾聽朋友提及另一位「入世佛教」的代表人物──一位從59年開始就是敏感詞的高僧，在美國的演講也是頭頭是道，下面老美掌聲雷動敬仰不已，而一干慕名而去的華人留學生只有乾瞪眼，撇撇嘴，丈二摸不著頭腦──聽了半天就這朝陽仁波切的水準，怎麼會讓一群外國人狂熱失控半個世紀？

也許，他們會覺得只有經歷過苦難，才能感受到幸福，正是因為他們從來沒有經過真正的苦難。

當面對真實地來自制度的惡，來自外在的惡，個人內心再強大，也是無法抵消惡法之下的創痛，becasue there is no peace without justice。

曾給我相同感受的是兩年前在韓國釜山參加的WCC（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會議。

在每一個Panel的話題總離不開peace，justice這些，不管講題的內容是是什麼，每每到演講中間，幾乎每位講者都會突然一下子嗓音扯高八度，激情澎湃地開始控訴美國，什麼美國政府/大企業才是造成腐敗/污染/貧富差距等等的罪魁禍首云云。然後臺下立刻眾人起立鼓掌喝彩，群情激昂，為臺上發言者的勇氣和誠實而鼓舞，好像那個是皇帝的新衣里的小孩，說出了什麼大不了的不可告人的秘密，會場內洋溢著正義感爆棚的興奮之情。

這真是我見過最令人作嘔的場景。

有必要一副說出了「不能說的名字」的大義凜然之感嗎？罵了又怎樣？會成為美國政府不歡迎的人士上黑名單麼？你的書籍或者文章會在美國書店下架嗎？會有不明人士威脅你的家人親戚麼？會有人長期撰文攻擊抹黑你的一言一行麼……不明白有什麼必要搞得那麼壯烈。

果然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國外，無條件無理由三百六十度喪心病狂罵美國都是賺取政治資本最快捷最安全的途徑！

大會中有一個環節，每個大洲的代表都痛心疾首地為本洲的罪孽和問題而痛訴懺悔，亞洲有人口拐賣問題，中東有人權問題，非洲有腐敗問題，大洋洲有環境污染問題，美洲有大企業壟斷導致貧富差距問題，至於歐洲，實在沒什麼好自我批評的，只好為一百年前的殖民主義和一戰二戰繼續自我鞭撻……聽著每個大洲代表點名道姓的控訴，我毫無感覺，內心卻又無比沉重。每聽一個大洲的問題，無論是人口拐賣、人權、腐敗、環境污染、貧富差距等等，都像針一樣刺痛著我，因為這種種頑症正同時在某一個國家爆發，而無論是哪一個方面的問題，都能在這個國家能找到最極端的例子，遠比那些自以為具代表性的大洲更恐怖更嚴重。然而，在這個大會上，當與會者幾乎把整個地球都輪了一遍的時候，卻沒有人提到那個國家一絲一毫，彷彿它根本不存在。

自大會第一天開始，在會間人們討論的問題總離不開最近韓國罕見的輕微污染的空氣，而不言自明地，所有人都知道那些微塵和顆粒物是從附近某正深受霧霾困擾的大國首都周邊吹過來的。可是，一旦踏入會場，就彷彿進入了另一個次元，什麼污染，什麼腐敗什麼人權，根本不存在，大國是崛起的大國，大國是強盛的大國，大國的代表從90年代初開始就在了，當大會的潮流是各國代表對著本國政府和美國齊開炮的時候，大國的代表依舊保持著二十多年來一成不變的寶貴的沉默，滿臉橫肉的臉上掛著蒙娜麗莎一般的微笑，靜靜地坐在門可羅雀，掛著陳舊展板的展廳裡面，若是偶有來者，也就是靜靜地說說「中國的宗教信仰自由」「三自兩會貫徹宗教政策的偉大成就」云云。滿大人唯一動了氣的時候，是在報紙上跟台南長老會隔空對罵的那一次。什麼是皇帝的新衣？這才是皇帝的新衣！

當代表們熱火朝天討論著如何解決全球暖化、貧窮和戰爭問題的時候，那從西邊飄過來的讓諸位代表鼻喉異樣的污染空氣，正像是最鮮明的諷刺，指明著在大廳的角落里，那隻誰都假裝看不見的大象。

如果假裝看不見那隻大象就是所謂的政治正確， I say，f**k that。

在上海的這三天心情經歷了從重識舊愛的驚喜與喜悅
到盡情貪婪享受吸吮最美季節的愜意
直到今天傍晚時分
在已闊別將近十年的老屋中
看著日落西山，天色漸晚
心情變得無比焦慮惆悵

這種心情如此熟悉，是我曾在這間居住十多年的舊居中
反覆體味過
也獨獨在此地，於不同特定的環境下反覆體味過的
那是國慶長假最後一日的黃昏，望著夕陽的不捨
那是夏末開學前夕，數著一日日的落日，時光如水逝去而作業仍沒寫完的焦慮悲傷
那是許多個獨自一人在家，夕陽灑滿房間，窗外鳥鳴人聲不斷，而我獨坐鏡前，被莫名孤獨攥住，直到黑暗將整間屋子籠罩的傷感
那些時刻，整個熱鬧的大大的世界都被隔絕在外，這邊只有我和這間死寂一般的屋子彼此依偎相伴。

似乎是明瞭我的心情，今天的黃昏格外濃烈肆意，把時間拉得長長的
襯得我格外孤寂寥落
那樣寂靜卻暗潮洶湧的傍晚，讓我想起的是《夜訪吸血鬼》中，路易見到的最後一次日落
太陽落下去彷彿就永遠不會再升起
而我什麼都不想做，只想陷在沙發裏，跟著這夕陽一起死去一樣

忽然此時，不知哪一家燒起了紅燒肉，香味悠悠地探進了窗戶裡
啊！紅燒肉！
連這裡紅燒肉的香味都比別他地方的詩意
那麼悠遠靜謐，悄悄而客氣地滲入空氣中
就像在延安路高架下的出租車裡，忽然不知處一陣桂花香飄來，來得那麼禮貌卻馥郁
找不到源頭，倒像是我們衝進了花叢中
完全沒有那種濃郁色相的侵入性

直到黑暗徹底驅逐了感傷，屋子變得冰冷陰暗起來
只有紅燒肉的餘味未散
醒了醒神的我會永遠記得這一個黃昏
好像死了一次一樣
等著下一次的甦醒

这篇影评多少算是个命题作文，不能算是影评，主要是因为某次和朋友聊起王家卫每部电影都有契合当时香港政治与社会议题，于是被要求找找《花样年华》里的政治隐喻。

不过在此之前，首先容我对评论里的高频出现的“小资”，“中产”，“怀旧”，“老上海”啊这些形容词喷两口老血。租单间跟房东挤一块儿叫中产？吃路边摊云吞面叫小资情怀？这眼光真是清奇独道，不同凡响！豆瓣文艺小清新一看到旗袍墨镜王就不能自己了，情怀泛滥，大爱无疆。

《花样年华》的年代，是香港最动荡不安的年代，40年代末开始陆陆续续一波又一波的移民潮，远远超出了当时香港作为一个沿海殖民地所能承受的能力，住房紧张，公共设施不完善，经济跟不上，像周慕云、苏丽珍这样的小白领，也只能租住一个单间，和上海房东一家挤在一块儿，其他的就更别提了，大多是七十二家房客，甚至更糟糕。不仅是物质条件匮乏与生存空间紧缩，人心的惶惶不安，不知所从，更是让人无法落脚，迷茫彷徨的原因。战后殖民地纷纷独立，香港前途未卜，港英政府也无心管治，拖一天是一天；来港移民总以为很快内地就会稳定，香港不过是暂时落脚避乱的地方，将就一两天也无所谓。

学者给那段时间的香港起了个特别文艺的名称，一个借来的时间和借来的空间。借来的，总不是自己的，到了某一天，还是要还的。

在影片上映之后的一个采访中，王家卫说片中的周慕云形象就是于他喜爱的香港作家刘以鬯，出生上海的富家子弟，年轻时是文化人，搞出版写小说，48年来港后欲重操旧业经营出版业却不成，为生活所迫只好为报纸写稿，成了个新闻人。尽管蜗居斗室，刘以鬯伉俪仍保持着时不时去半岛酒店用餐，可见经济虽则大不如前，中产趣味却还留存。然而王家卫年少时隔邻住着的普通作家就没有这么幸运，从风流倜傥的文人，沦落到卖字为生，那落魄局促的形象深深印象在王家卫的脑海中。这些儿时的记忆与情结混杂一起，所以花样年华讲述的周慕云与苏丽珍，远远谈不上岁月静好，不过是一部异乡落难记。

若不是大时局的动荡变迁，苏丽珍与周慕云绝不可能相识，后边的故事更无从谈起。爱情，或者说出轨，或许是这部影片的主题，却绝非两位主角的本意。从一开始邻里间的淡漠之交，直到同为天涯沦落人而彼此亲近，他们的爱情是从模仿开始——被陈生、周太抛下的两人，甚至不是为了取暖，只是固执地猜想、揣测，他们是怎么开始的，自己所熟悉的另一半在背叛之中会是怎样的……模仿从遐想对方的出轨开始，渐渐变成了摊牌。这样的相处固然暧昧而挑逗，却总是伤感：因为心里面知道眼前的这个只是个替代品，他们本应属于另一个人。但是即便演绎本是无心，当它成为了一种日常的仪式，便比理性与习惯更强大。

王家卫的政治隐喻从来不是对号入座式的，某个角色对应某个人物、某个动作或物件对应某个历史事件，他的隐喻往往在影片走到某一个位置，忽然讲的故事变得多重起来，他的叙事概括于是便可以从影片情节本身，走向更丰富的指涉。而在《花样年华》中，当苏丽珍与周慕云的感情线趋于完整之后，影片的诠释空间也就豁然开朗了。

王在《花样年华》中几乎精确地勾勒了六十年代上海移民的生活空间与日常，这样清晰而细腻的背景交代真可以算得上是一个bonus。对于那一代来港移民，尤其是上海移民而言，迁居香港并不是什么喜事，而是逃难，是被自己的故乡与历史所遗弃。身居港英政权之下，他们内心总觉得自己属于的是另一个人，不管是国民还是共和国政府，总而言之，是属于故乡的。无论是居住条件地理上的不断变迁，还是空间上的压缩，或是工作艰辛，再加上离乡别井之感，都注定他们视自己是这座湿热的热带城市的寄居者。早晚要回去的，相处也不必走心。

然而，这借来的时间与空间，本以为少则数月，多则数年，却不料一晃十多年就过去了，而冠以同姓的那一半却似乎已将自己遗弃，眼看着盼不到团聚的头，生儿育女似乎要在这里扎下了根，总不能再一方敷衍管治，一方四围游走勉强糊口度日了。那一代人总放不下家国情怀，在香港的生活也不过似是一场戏仿，心还没有放下念念不忘，但经年累月的朝夕相对，渐渐较真了起来，生活如同感情，经不起如此戏仿，没有什么比这更能催发认同感了。

然而，当这份感情尚不明朗，不知是无奈、戏谑或是较真，67年到了，天下大乱人心惶惶；

再然后，70年代的香港像是架上了火箭般飞速前行。廉政公署成立了，左翼势力灭顶，公屋与公立学校如雨后春笋，电台广播里播放着新做的宣传热爱香港，我们都是香港人的歌曲，港英政府打算认真管治香港，解决二十年以来难民潮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当年敷衍之间的戏谑与埋怨，都成了议事程上白纸黑字的议案。

再接下来，香港工业大跳跃，经济起飞了，曾经在旧情与新爱之间摇摆不定的，什么都顾不上，课堂上没有了中文没有了中国历史，一齐坐上了经济腾飞的快车，眼前只有一样东西：钱，其他什么都抛诸脑后。

再接下来，80年代，中英联合声明不期而至；最终，97年大限早晚来到眼前。

香港人总相信，七八十年代，是香港的黄金岁月，要钱有钱，要地位有地位，要楼有楼，要发展有发展，要廉政有廉政，要法制有法制，更重要的是，比起来自五湖四海杂居一团，如今他们可以挺起腰板，无比清晰地说出自己的身份，没有被遗忘的过去，没有暧昧不清的身份，不过是黑白分明的三个字：香港人。

但王家卫却偏偏戳破这庸俗的谎言，香港最花样的年华，明明是那段动荡不安却模糊不清的年代。

就像周慕云与苏丽珍，他们被过去遗弃，看不到未来，当下于他们而言并不真实，不过是一间房、一碗云吞面，他们被赋予身份，周生、陈太，却并没有意义。他们可以不认真地活着，因为没有过去、没有未来、没有当下，也就意味着一切皆有可能。

而另一些人，就像孙太和顾生一样，固守在自己小小的空间里，说上海话，做上海菜，互相串门打麻将，自己人帮自己人……他们只需守护着自己的这个小上海，让过去于此地延续，抵御世事洪流。这何尝不是他们的花样年华。

然而，当一切尘埃落定，大家都骄傲而幸福地做起了香港人，那许多自我立足的可能与方式都被打到同一条准线之上，于是，那过去的一切便再也不会回来了，甚至连看都看不透。活得脚踏实地的人，怎可能有足够的想象力，去欣赏后知后觉的懵懂。

港人总觉得，当他们于不安动荡之中找到身份的那一刻，是值得骄傲的花样年华；王家卫却用一个爱情故事为比喻，感情最美的永远是摸索与试探的时候，美在无限的可能在眼前展开，美在下一个岔路会有什么等着自己，美在不自知而动情的那一刻，感情的结局并不美丽，因为它往往不会是自己想象中的样子，却已然无可变更。

王家卫从来不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电影人，不同于许多导演，拍摄电影并不是言说其政治社会思考的手段，他并不刻意突出政治议题，但他的思考从不回避政治，就好比《花样年华》确实是他对爱情的体味，对香港社会的展演，对自己城市记忆的致敬与回溯，可是这一切里面都包含有它政治化的一面，而他相信政治不是孤立的玩物，凡事皆有其政治性的一面，对其的思考与对任何其他事物的思考都是可以相通的，更可以用同一种语言和形式来表达。

不对政治进行另类与分别的思考，而将日常与政治并行思考，正是他比许多自我标榜关心社会议题的文化人不知高到哪里去的地方。

所以王家卫电影的前瞻性回过头来想简直是惊人的。94年拍《重庆森林》的时候，他已经（有意或无意）预想到了回归之后大陆对香港日常生活从窥伺到入侵直至从细节无意识渗透改变的过程。而《花样年华》上映的00年，还是港人对中央较为宽松的管制态度相当满意，甚至民意不断朝亲中攀升的蜜月期，而王似乎已经悲哀地预见到了两者未来争论的话题：作为一个中国人，你们港人老惦念着殖民时期是不是崇洋媚外，天生的奴才命？

王家卫用这部令人步步沦陷到无法自拔的伤感的爱情电影给出了答案：如果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一场背叛了对爱人忠贞的出轨，这样不道德的行为可以被谅解，那么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一场背叛了对祖国忠贞的出轨，这样不道德的行为大概也可以被谅解的吧……

從商業片的角度來說，模仿遊戲是成功的。至少它能讓所有先前沒看過圖靈傳記，對他一無所知的人在走出電影院的時候都被感動得一把鼻涕一把淚，對他悲慘的一生唏噓不已。好吧，剛剛走出電影院的時候，我的感受差不多就是這樣的。

從故事情節來說，The Imitation Game不愧榮登2011年度「尚未採用的好萊塢最佳劇本」，它取材於歷史，既合時宜，又有時代性，有感人有煽情，有笑料有深度，而除了以上種種，更不失英國風格。相比雄性荷爾蒙過於濃厚的好萊塢風格，它還有英倫三島的細膩平實，將焦點放在無意於為國捐軀的個體身上，而他對於自我和知識的追求卻無意中拯救了全人類和英國，然而國家機器沒有給予他應有的肯定，卻因他個人性取向而將其迫害致死。透過對Turing的性取向感情豐沛的描寫，對他性取向的正面肯定，大英帝國再次在一部影片中完成了對自我的贖罪。將主流建制與非主流反建制如此融洽地融合成一個整體，只有英國人才幹得出那麼天衣無縫的活兒來。

如果只是想看一部不錯的影片，為衝擊奧斯卡度身定做，但意欲隱藏得比較好，不像張藝謀那麼明目張膽的話，這篇影評看到這裡就可以關閉視窗了。尤其是考慮到Benedict在影片中奉獻的神演技，Matthew Goodie三百六十度無死角的美顏和終於可以在一部影片中看到不那麼討人厭的Keria Knightly，我覺得一百塊不到真是值回票價了！

然後如果有心者在看完電影，被Turing坎坷一生深深感動之後，滿懷好奇心翻了翻他的傳記，就會發現，這位導演不僅是個討巧的說故事人，還是個大騙子！

當然，根據歷史人物改編的文藝作品，為了製造戲劇效果而進行再創作或者一定程度的歪曲，都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比如說，為了給枯燥的破解密碼的工作製造一些波折，而將Matthew Goodie扮演的Hugh Alexander寫成Turing的死敵，或者把海軍上將寫成個不近人情的老頑固，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藝術加工。但，導演對Turing的生平和性格為了製造狗血劇情而做的某些大刀闊斧的改動，不僅毫無必要只反映導演水平之庸俗，更有意無意地透露了導演滿滿的惡意。

首先，影片刻意將Turing塑造成一個高IQ低EQ，有如Sheldon Cooper，BBC版Sheldon這樣帶有自閉症甚至反社會人格傾向的怪人，然而在現實生活中，Turing確實是一個天才，還帶有一點毒舌，可是正是因為他的毒舌和天才，使得他一向深受同事歡迎，在Bletchley更吸引了一群粉絲，他和Hugh Alexander性格上的互補並沒有讓他們交惡，反而有助於他們取長補短無間合作。如果要給Turing的性格製造一些古怪之處，為什麼導演不選用因為有花粉過敏症而帶防毒面具上下班，或者總是在睡衣外面罩一件夾克就返工這樣的有史實證明的細節呢？

其次，影片對於Turing的同性戀傾向著墨事實上並不多，一方面把他描述成一個因為懼怕社會壓力而深櫃的同志，另一方面則把他的同性戀情集中在對初戀的忠貞和念念不忘之上。而事實上，Turing從來沒有隱瞞過自己的性取向，只要一有機會就向同事出櫃，甚至在和Joan訂婚第二天他就把自己的真實性取向告知了對方；而在Christopher去世之後，從大學開始他的情史便洋洋灑灑一大堆，完全不像電影中寫的那樣永遠活在純情的十六歲。

也許這種媚俗的改編純粹是為了迎合大眾口味，可是為什麼我們的主流影片要一再縱容這些口味呢？為什麼一說到高智商的科學家，就一定要出現A Beautiful Mind，Big Bang Theory這樣的刻板印象？難道一個高智商的人，就不可以有高情商嗎？難道一個人因為學術和知識的成就被人敬仰，就注定在日常生活中孤獨終老嗎？莫非這就是當代人所能接受和理解的「上帝是公平的」嗎？

而這部以主角同志身份為重心的影片，甚至重要到要虛構一個情節貫穿整部影片將三條主線匯聚在一起，卻根本無法正視主角的同志身份。讓Joan搶掉那麼多感情戲份也許是出於劇情考慮暫且不說，但是導演在影片中對主角的同性戀傾向甚至都沒有Turing那麼坦然，他所勾勒的Turing對同性的偏好，是因為童年陰影和初戀情節這些偽心理學的陳詞濫調所建立起來，這裡的Turing不是坦蕩蕩地對同性有性趣，而是因為錯誤的巧合，剛好對同性產生了依賴，卻沒有機會得到正常的表達與疏導，受這些影響，才導致了同性性取向的萌發。這種煽情的合理化讓我感到惡心。與導演所想要表現的這個內心永遠住著當年失去了Christopher而強忍著眼淚故作堅強的敏感小男生的Turing相比，沒有了這些狗血和矯飾，現實生活中的Turing卻顯得更真實而可愛。

影片中最打動我的是Turing談及他的論文時所說的那段話：

「機器當然無法像人類一樣思考，機器與人類是不一樣的，有趣的是，如果某個東西與你的思考方式不同，那是否說明它不會思考？你看，我們允許人類之間的種種差異，你喜歡草莓，我討厭滑冰，你看悲傷的電影會哭泣，我對花粉過敏，不同的口味，不同的選擇，意義究竟在哪？如果我們並不會因為大腦運作方式不同而質疑思考方式的不同，我們如此對待另一個人的大腦，為什麼我們不能對一個由銅線與鋼鐵鑄成的大腦，抱有相同態度呢？」

我想，對於看過這部影片的人來說，這段話也許想要問的是，「天才和普通人也許是不一樣，但是那是否就說明天才不會和普通人一樣生活和享受生活？有人通情達理，有些人弄袖善舞，有些人則是徹底的混蛋，我們並不會因此質疑那些人是不是正常人，可是我們能不能以同樣的平常心對待一個思想不同的天才呢？」「同性戀者和異性戀者也許是不一樣，但是否就說明同性戀者不會和普通人一樣那樣去愛呢？有些人享受萍水相逢的魚水之歡，有些人永遠著迷愛情的新鮮感，有些人信奉執子之手與子偕老，可是我們不會因此質疑那些人是不是正常人，可是我們能不能以同樣的平常心對待一個跟自己性別相同的人戀愛的人呢？」

這部電影反映出來的答案是悲哀的。也許我們終於可以把同性戀者放在台面上來談論，可是我們仍舊從骨子裡覺得他們不可能像我們那樣去愛。和我們不一樣的天才，仍舊是需要低情商自閉症這些標籤去看待的；和我們性取向不同的人，仍舊是需要用一套偽心理學的陳詞濫調去分析他的性取向動機，合理化他的性取向的。因為，從骨子裡，這部影片的導演，並不願意，也無法去坦然地理解Turing，而種種媚俗，或許正反映了大眾的真實面相。

有人說，Turing對於機器人工智能的孜孜熱情事實上反映了他本人在社會中的焦慮，他從來不曾感到他自己和其他的人類是一樣的，當他研究及其如何模擬人腦思考，他的一生也是在思索，自己該如何模擬正常人那樣去生活。或許從這一點來說，無需有狗血的Christopher情節，Turing孤獨的終年與崩潰也是可以理解的，而Benedict在那一段的表演，僅僅是透過滿懷哀傷的雙眼，所反映出來的深度是電影所不曾企及的，而真實的Turing的思想的深度，也遠遠超出了這部商業影片所能反映的。

在Turing的傳記中，作者寫道這個社會永遠不曾grapple到Turing的unconformism。在這部影片中，我看到這句話的真實，社會並沒有去理解他的unconformism，只是嘗試把他的unconformism中某些當下社會已經開始能夠接納的部分提煉出來，以confomist的方法去解讀，並以此表達自己對unconfomist的包容。

有些人看完影片之後說不知道這部影片想要講的是什麼，究竟是天才，還是同性戀。我說別鬧了。這部影片只是一部典型的英式主旋律電影，反映了英國在二戰期間對反法西斯主義作出的艱苦卓絕的偉大貢獻，在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七十週年之際，透過自己書寫的懺悔劇本來贖罪，樹立大英帝國正義而神聖的形象，Turing不過就是個時下流行的元素借來過橋而已。這通過影片結尾就已經體現出來，沒有床頭的蘋果，沒有服毒自殺的Turing，只有二戰結束之後，Bletchley Park各位同僚，肩搭著肩手輓著手，親手將數年的心血投入火堆看著它們化為灰燼，火光映襯著他們年輕的臉龐，帶著欣慰的笑容，閃著幸福的光芒，好像革命勝利之後的地下黨一般，功成身退，深藏功與名。

當然，我還是強烈推薦這部電影的，難得有一套主流的影片，可以用廣大群眾能明白能理解的方式，將一個同性戀者為人類社會做出的偉大貢獻呈現給大眾的。套用一句網友評論，各位恐同者，你們敲出的每一個恐同和仇恨同志的字眼，若不是因為這位同性戀者的無名貢獻，絕不可能成為現實。建議那些號召因為庫克出櫃抵制蘋果，因為Starbucks支持同志平權而抵制Starbucks的各位，看完這部影片趕緊快快把自己的電腦合上，扔進垃圾堆里，不，為了表達義憤填膺，最好是一把火燒了，讓火光映襯著你們的充滿正義感的臉，如同影片結尾一樣，看著熊熊火光閃著幸福的微笑，大聲地唱著歌，從今往後，只用竹簡書帛，深藏功與名。

 前几天大半夜在客厅工作，电视机开着刚好转到HBO，正播着And the Band Played On，瞥了几眼，竟然不知不觉把手头的工作给放下了，等片尾字幕出来，才发现，一不小心就给看完了。

　　 　　当时电影已经播了大半，正播到疾控中心（CDC）的某场会议，会议上，有学者正式提出以AIDS来命名这个新型传染疾病，取代“gay cancer”这些坊间称呼；更主要的是，CDC专家提出艾滋病毒可能透过血液传播的假设，并建议政府对输血进行限制规范，血库的血样进行测试排查。唇枪舌战的不止两方，同志团体首先对输血限制表示强烈反对，认为这是对于同志赤裸裸的歧视；而血库官员们则认为CDC只拿得出一个案例证明艾滋病毒的传染和血液传播存在联系的假设，薄弱的证据使得政府认为不值得为此立刻耗费难以想象的人力财力去采取行动；而因输血感染艾滋病的病人家属激动地反驳，一个病人为了治病却导致被一种根本不知道是什么的病毒致死，难道不应该采取保护措施么？这根本无关歧视。夹在中间的CDC专家，电影主角Don Francis最后拍案而起，如果公共健康和疾病控制还要用效益来衡量的话，如果一个、几个病人的感染与死亡不能够引起重视的话，请问要死数千数万人，直等到诉讼费用比开发预防措施费用更高的时候，政府才会采取行动吗？事后，Don因为这番话被他的同僚和上司指责，这样情绪化的宣泄，并不能解决问题，只能使CDC在对艾滋病的研究上更举步维艰。

　　 　　关于80年代艾滋病爆发的故事，不难让人联想到上一年另一套同是HBO推出的电视电影《平常的心》（The Normal Heart），不过这两个故事在人物和情节上却并没有什么重叠。相对于取材于自身经历，视角集中在同志圈的悲欢离合的The Normal Heart，改编自同名纪实小说的And the Band Played On涉猎点更广，从CDC专家孜孜寻求新型传染病的病毒、传染途径和预防治疗方法出发，回溯了80年代艾滋病爆发对科学界、同志圈和整个社会带来的诸多影响。也正是因为故事中的人物、情节和接触面信息量太大，都是干货，才让这部两个半小时长，采用同样平铺直叙、纪实风格的电影并不显得冗长无聊。

　　 　　影片的主线从CDC的研究员Don Francis举步维艰的研究入手，在迷茫和疑问中，企图抓住狡猾而致命的恶魔的尾巴，眼看着感染与死亡的人数几何倍数般疯狂增长，而那微乎其微的成果与发现，却因为不够坚实而难以将理论化为行动，调查与研究的困难艰巨到难以想象，而他和他的同事们想做的，不过是尽快以科学的方法了解这种疾病，治疗感染者，并使已接近失控的传染速度得以减缓。

　　 　　而他所要面对的，不仅仅是这种难以捉摸的全新的疾病与病毒本身，这段历程更折射了同志圈、美国政府甚至科学圈的群像。

　　 　　艾滋病这个无形而冷酷的杀手，对于80年代同运高涨，欢呼着our time has come的同志圈来说，就是死神的真实化身，悄无声息地随时随地他就举起镰刀，亲临家门。有些如那个在LA的病人一样，死亡临近的步伐让他发狂崩溃，开始怀疑这是否是上帝对他们的惩罚；而如Richard Gere扮演的编舞家，疾病的征兆让他万念俱灰……正如在The Normal Heart中所反映的，这个原本应当是CDC研究成果受益最直接的群体，却在关于疾病的科学研究面前严重分化，有些积极合作，并为自己的群体寻找出路；而有些则讳莫如深，在关于是否应当关闭旧金山同志公共澡堂的听证会上，他们慷慨激昂，声称公共澡堂是他们平权和自由的象征。但是，如果我们都死了，那还有什么捍卫权力和自由的必要呢？欢呼的海洋中，夹杂着这么一个微小的声音。同运活动家Selma在Don耳边说，他们这样，只是因为他们惧怕。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人类的本能反应是否认和抗拒；而尚未享受多久自由的空气和骄傲，内心深处那曾歧视被拒绝的恐惧依旧存在，而他们担心，随着艾滋病与同志群体挂上钩，将会让那些噩梦再次重现，这双重的恐惧，让艾滋病成为他们最真实的噩梦，也是最隐秘的禁忌。

　　 　　而另一方面，同样抗拒着艾滋的，还有一众公共机构，事实上包括CDC本身。他们惧怕在尚未足够了解这种疾病之前，过早地下结论采取行动，除了虚耗财力人力，更会导致严重的社会恐慌。假设与结论之间的距离有多远，特例与个案之间的界限在哪里，究竟该等足够多的信息来保证政策的无误，还是应与病情蔓延的速度赛跑……人们谴责政府和公共机构的官僚和冷漠，而在这种保守与隐瞒背后，更反映的是他们的怯懦，他们怯懦，他们冷漠，他们官僚，他们保守，是因为他们同样恐惧，生怕有所作为造成更难以控制的后果，生怕被公众指责没有尽责，倒不如无所作为，坏结果总比更坏的结果好。

　　 　　然而，无所作为并不能保持现状，隐瞒事实并不能阻止流言四起。到了1983年，艾滋病已经不仅仅在同志圈内引起恐慌。大众以仇恨与宣泄来排解恐慌，艾滋病患被当做生化危机对待，甚至有护士不愿意治疗艾滋病人；艾滋病人在生活中遭到歧视恶待，反对仇恨同志的标语示威四起；保守分子在电视上鼓吹这种疾病是上帝对性滥交和同性恋者的审判……当群体中出现难以控制的威胁时，只有把这种威胁驱逐出群体，与之划分界限，才能保证群体的安全感。

　　 　　这些恐慌、仇恨与排斥，是让科学家在追寻真相的路上举步维艰的障碍，却也正是促使他们必须加快脚步的动力。造成恐惧有种种原因，但最直接根本的，却是无知和异质化。在艾滋病的爆发和研究预防的历程上，更能看到疾病并不仅仅与病患和医生相关，更能影响社会，塑形社会心态的形成，而要打破病态的社会区隔与心态，唯有始于科学工作对疾病的解魅。无论是同志圈中的惊慌或抗拒、公共机构的隐瞒与漠视还是大众对艾滋病患者的污名化，都是在发出恐惧的讯号，而唯独只有科学家必须力排众议，去聆听他们的声音，用科研来找到消除无知，化解恐惧的方法。

　　 　　而这个故事除了透过科学家的脚步将这些不同群体串联在一起，还有另一个画面不停闪现，从里根当选总统开始，宣布将国防作为财政预算的重点对象，里根获得连任，里根讲话……国力强盛，民众欢腾，一派歌舞升平，在电视画面里只有掌声与欢呼，却没有这个本世纪以来最令人恐惧的疾病的声音，与压抑在病患与大众内心的哀号尖叫。片尾的后续介绍中写道，当里根总统第一次在公开讲话中提及艾滋危机的时候，已有两万五千名美国人死于艾滋。公众的声音不仅需要科研人员们去聆听，去表达，也需要自己的政府，自己的领袖去聆听。虽然公共媒体大肆报道艾滋肆虐，但官方声音始终保持缄默，研究艾滋经费的不翼而飞，里根政府的沉默，是笼罩在美国上空比之艾滋更巨大的阴影。

　　 　　而让Don失望的最后一根稻草，竟是战友之间的分歧。Dr. Gallo和法国科研所就发现艾滋病毒专利上的争吵与官司长达数年。最初发现新型疾病的兴奋，破解密码的激情，最终都被追名逐利所取代，甚至因此可能会耽误对疾病的防治进一步研究，都在所不惜。

　　 　　影片结尾再一次回到了旧金山，1985年11月的同志烛光大游行，气氛竟是肃穆沉重，没有了四年前万圣节游行的一派狂欢。一直与CDC合作的同运人士Bill Kraus感染艾滋入院，Don赶去看望，在病榻前，Bill问已经离开了研究艾滋岗位的Don，我们究竟能不能战胜艾滋。Don看着Bill，说，不知道。

　　 　　与艾滋战斗的序幕是一个悲哀的故事，而这悲哀有时甚至并不和疾病本身有关。喜欢这部影片可能是在于它并没有着重于歌颂人性的伟大，映衬着这个伤感的结尾，And the band played on，也不像是献给孜孜不倦与疾病作斗争的斗士们，在这时说起，似乎更带着无奈，疾病不会停止，所以，总得有人继续跟它战斗下去。

　　 　　P.S. 影片的片尾曲的Elton John的The Last Song，写的是一位父亲和他同志儿子之间的感情，歌曲中那句I never thought I’d lose, I only thought I’d win尤为伤感。

　　 　　P.P.S. 片尾导演剪辑的视频是死于艾滋或者曾积极参与抗艾活动的名人的影像，比如戴安娜王妃，Freddie Mercury，而最让我惊喜的面孔是福柯，还有Larry Kramer，也就是The Normal Heart的原作者，终于在这里找到两者间的交集了！

　　 　　P.P.P.S. 这片绝对是众星云集，最赞的还是Ian爷爷的精湛演技。

　　 　　P.P.P.P.S. 影片的一开头是70年代，Don来到非洲调查一种严重的传染疾病，导致整个村庄甚至医生全体死亡，幸存者的质问和濒死者的哀求成了萦绕Don一生的梦魇。字幕介绍，这种在非洲流传的传染病在尚未扩散到全球范围前就被控制住了，但是却成了即将到来的灾难的前兆……这个恐怖的致死疾病正是埃博拉病毒。当防艾工作普及，有研究表明艾滋病毒已经开始衰退，埃博拉病毒却再次卷土重来，在此时看到这部影片，似乎再讽刺不过。或许比起某一种病毒更长久更可怕的，是疾病本身，也是人类恐惧本身。And the band played on，在2015年，又有了新的含义。

死海古卷（Dead Sea Scroll）《以赛亚书》（The Book of Isaiah）和《加百列启示石碑》（Gabriel Revelation Stone）2014年11月4日起到2015年1月25日在亚洲协会香港中心（Asia Society Hong Kong）展出，踩着尾巴才去看。

亚洲协会香港中心，原前英军火库

位于英国领事馆旁的亚洲协会香港中心由前英军火库改建而成，现代钢筋与百年前的绿荫交错，闹市中心竟有如此静谧之所，徜徉其间竟有回到伦敦市博物馆外古城墙那带的错觉。

此次展出虽则打着死海古卷的旗号，实则展品寥寥，一些公元前一世纪左右耶路撒冷出土文物，和昆兰会社（Qumran Community）遗址出土用品外，重头戏是死海古卷《以赛亚书》的部分手稿复本，和《加百列启示石碑》正本。

然而，展品固然不丰富，但小小的展厅体现的布展者的心思却大有文章。

一进门，占据了整面墙的第二圣殿时期耶路撒冷全景投影映入眼帘，​展现的是大希律大兴土木，除了宏伟的圣殿和犹太人惯有的池子之外，还有广场斗兽场，希望吸引各路商人，野心勃勃地想把这个巴勒斯坦地区的城市变成罗马帝国版图中一个也算得上可圈可点的国际大都市。

​接着走入的，是当时犹太上层和祭司们的日常生活与丧葬习俗，罗马希腊的影响在犹太人存放尸骨的风俗上体现出来，而在活色生香的日常生活中，同样也充满着罗马人的奢靡。

而下一间展厅，则步入了反主流反世俗，敬虔禁欲的昆兰会社。他们生活简朴规律，节制刻苦，凡是加入会社者，都必须远离尘世，离开耶路撒冷，在旷野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在那里“预备耶和华的道路”，无怪乎高呼着以赛亚书40：3的施洗约翰会被圣经学者认为可能是昆兰会社中的一份子。而以耶路撒冷圣殿为信仰焦点的昆兰会社，却反对当时圣殿的宗教礼仪，甚至是献祭，“成为会社一员后，他们应当谨守不变的真理，塑造圣洁的灵，他们应当弥补悖逆和不忠的罪，才能免却牺牲活体的燔祭仪式，为土地带来上帝慈爱的宽恕，正确的祷告有如正义的馨香，完美之举有如上帝慈爱的宽恕”。他们认为每个人都是“灵性的祭司”，每个人的生命都是耶路撒冷的圣殿——日后马丁路德宗教改革最具颠覆性的那句口号“人人皆祭司”中似乎也能看到他们的影子。

经过这三重铺垫，观者的心灵与智识都做好了预备，撩开帘子（真的有帘子！）便进入了“至圣所”，陈列加百列石碑的展厅。残缺的石碑上的内容一跃由对现实的展现或批判，走向末世，关于耶路撒冷战争与末日的预言，天使加百列传达耶和华的应许，“不要依靠人，乃要依靠天使”，而天使必会拯救他们​。这，是耶和华给他们的“新约”。

从入世，到出世，再到末世，这不仅反映了一个乱世中精神信仰寻索的不同向度，更似乎映照着耶路撒冷这座城市的命运。从川流不息的繁华盛世堕入万劫不复不过百年不到时间，公元70年，罗马人攻陷洗劫耶路撒冷，预言中那光明之子与黑暗之子的交战场景似乎显得并不遥远。固然有金有银，有强有力的统治者促进经济发展，有宗教权威与罗马政权合作维稳，最终犹太人还是走上了暴力反抗之路，这是为什么，不是新约专家的我无法明白；即便站在两千年后忆述往昔，究竟是劫是缘，只有一声叹息。

侧室中陈列的是部分死海古卷中以赛亚书抄本的复本，墙上摘录几段经文的不同译文。第一以赛亚书写于公元八前百年，第二第三以赛亚书成书年份更晚，经历了巴比伦被掳，回归和塞琉古王朝，最迟成书的部分可达公元前两百年。这伴随了以色列跌宕起伏命运的一卷书中，承载着先知的预言，弥赛亚的预兆，有神之选民的犹太教，也有普世主义的犹太教。也许在略略了解了罗马时期的巴勒斯坦，或许就会有些明白，为何在那个时期以赛亚书会如此流行，抄本如此之多，更成为最常被人诵读引用的一卷经卷。

死海古卷的原本，是绝不能离开耶路撒冷，除了它的研究价值和历史意义，恐怕这与现代以色列国于同一年公诸于众的死海古卷，被赋予了更多的国家意义。然而，在1947年当最初被发现的四卷书被售出的时候，它的售价仅仅相当于今日的98美元。

至于加百列石碑​的故事则更令人嗟叹，它是由一位有心人在2000年从伦敦一家古董商店里买来的，热衷于逛Antique shop的我们，都不知道错过了些什么啊QAQ

在香港過聖誕，即使不用走進教會，也總有機會感到一絲商業化之外的宗教氣息，所謂回到慶祝聖誕的真意，正如不少教會或在教堂里，或走上街頭所做的，不外乎Nativity歌述崇拜與報佳音。

Nativity，即是耶穌降生，最早記錄在四卷福音書中的兩卷──馬太福音與路加福音，敘述大致相同又各有側重。組合在一起，便是最為人熟知的Nativity，伯利恒小城、客店的馬槽、馬利亞與約瑟、天上的明星與三博士、黃金乳香沒藥、天使報信、牧羊人與小動物恭敬下拜、聖光環繞著聖母與聖嬰……從此之後每一個聖景、每一場歌述、每一張聖誕畫像、每一次報佳音，都是對這最初那一次的回溯與複製。寧靜溫馨的氣氛之中透著聖潔的光輝，每個人謙恭柔和的表情之下帶著喜悅的微笑，約瑟聖母與聖子也成了標準畫板，是每個基督徒家庭力當追求的境界與氛圍。

然而，聖像畫與聖歌創作的畫面雖完美無瑕，而那原初的第一次，那真正的，不是在舞台上，聖歌中，畫像裡的Nativity，卻並非如此。

路加福音的作者對耶穌降生的景況作了不加美化，真實而簡略的描寫。在2章1﹣3節，作者說明了為何馬利亞與約瑟必須長途跋涉前往伯利恒，而出現毫無預備的情況下臨盆的原因：「當那些日子，該撒亞古士督有旨意下來，叫天下人民都報名上冊……眾人各歸各城，報名上冊」。以色列那時是羅馬帝國下的一個殖民地，用現代話來說，這就是該撒要進行人口普查，因此老百姓必須回到自己的祖籍所在地登記上冊。經歷過希臘化時代，并處於羅馬帝國版圖中的以色列，在那時人口的流動性已經相當高，人口普查所帶來的影響也絕不僅僅是約瑟一家，從伯利恒的旅店客滿即可看出，那時在異鄉工作定居非常普遍。對於當時的羅馬帝國統治者來說，人口普查除了掌握本國及殖民地的情況之外，更重要的是能展示炫耀自己的國土範圍，國民人數，泱泱大國的強盛國力。統治者一個好大喜功的決定，傾舉國之力，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卻深受影響，受一通舟車勞頓的折騰，而於他們而言，這樣的人口普查，除了感受一下「祖國」的強大繁榮之外，有任何關係和益處嗎？

在第7節中，馬利亞產下耶穌，放在馬槽中，是Nativity中最為人所知的一個細節。路加福音的作者補充，那是因為客店裡沒有地方了。客店雖然沒有地方，但面對一個即將臨盆的婦人，竟然沒有一戶住客願意伸出援手，甚至只是將自己的房間暫時借出來，讓產婦和嬰孩有個安歇之所。如此的冷漠之心不用說應當恪守妥拉的猶太人，連當下的社會看來都會驚詫。嬰孩誕生於馬槽，並不是作者刻意浪漫化，或者追求原生態，而是因為人情冷漠，對弱者的無視。

除了馬利亞一家，路加福音的Nativity中另一主角，是那班在野地按著更次看守羊群的牧羊人。以天為被，以地為席，望著星空數點著羊群，大約又是一派令人神往的景象。然而，僅僅是在福音書耶穌所用的比喻中，我們便知道，當時猶太民族牧羊的傳統並非在野地中放養，常理來說，牧羊人都會用羊圈將羊圍起來，以防被狼襲擊。然而，這裡的牧羊人連給羊群一個羊圈都負擔不起。牧羊人，在當時的猶太社會已經不是什麼體面高尚的職業，而這群在野外的牧羊人，甚至是自己職業中最貧窮的人，是赤貧中的赤貧。一個怎樣的社會，才會讓一群甚至是努力工作的人都活在連自己維持生計的工具都無力負擔的貧窮之中呢？

統治者不顧百姓生活疾苦而貪圖虛華；社會上的人彼此疏離缺乏同情心；親手勞力者卻活在赤貧之中，風餐露宿。這是嬰孩耶穌所出生的世界，那不是一個充滿著中產光輝的大同世界，第一個聖誕，不是紅色的，不是喜慶的，而是灰色的。

然而，這正是作者路加所要表達的Nativity，來到這世上的耶穌，是「人子」，son of man。他尚未出生便經受著政權對人的壓迫，才出母腹便感受到了人對人的冷漠。神如何成了「人子」，便是從他甘願選擇在這個最糟糕的時候，以最卑微的方式，經受最心寒的對待開始，與那些被壓迫、被冷待、被剝削的人同行，親身經歷他們的遭遇，他們的痛苦，他實是他們中的一份子，而是後世的我們將這位人子，與他所愛所同行的人隔絕開了。

馬太福音的Nativity所表達的耶穌是一位君王，天降偉人必有祥瑞之兆，而這位君王不是體制內所期待的明君，他甫一誕生，便已經讓統治者揣揣不安。然而，在此時此地，此情此景，我想更適合的，是紀念那位人子形象的耶穌。

因此，當這位人子來到世上，理所當然地，天使們報佳音的對象，並不是宗教領袖，並不是文士教師，而是那班活在社會邊緣赤貧之中的牧羊人。這福音，是上主給他們的盼望；而他們是萬民之中聽聞這福音的第一人，是上主給他們的安慰：儘管這世界將他們拋棄遺忘，然而在上帝的眼中，他們最重要，最寶貴，是他所喜悅的，他沒有忘記他們，更與他們在一起。

三十年後，人子耶穌出來傳道，第一次在會堂中彰顯自己的身份，他所讀的經文正是以賽亞書61章1﹣2節：「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為他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報告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報告神悅納人的禧年。」

讀完這段經文，耶穌對會眾說，今天這經應驗在你們耳中了。

是的，因為耶穌的降生，那史上第一次的Nativity，便已經應驗了這福音。他的福音不是傳給那在位的掌權的富足的自由的，而是給那貧窮的被擄的瞎眼的受壓制的，這是耶和華的禧年，因為神活在人的中間，與他們一同受苦。

當我們每年在這普世歡騰的日子幾近各種創意重演Nativity的時候，我們可曾看見Nativity的真相，可曾願意經受耶穌所經受的，與他一樣去面對憐恤這世上各樣的苦難？

當我們在熱鬧的街頭一輪又一輪報佳音的時候，我們可曾想過我們所唱的是什麼福音，我們的對象又是誰，如果我們不能把福音帶給那在曠野上的人，這還算是報佳音麼？

也許今日Nativity和報佳音，如同大商場的聖誕櫥窗一樣，成為另一種帶有宗教色彩的裝飾品，也許我們的歌唱不過是粉飾太平與良心的工具，但是人子耶穌並不會因此改變。他並不是活在Nativity的畫像佈景中，也不只是活在基督徒的歌聲中。兩千多年來時至今日，在這個夜晚，他依舊活在被政權壓迫的人中間，被世情涼薄傷害的人中間，被社會不公所剝削的人中間，他依舊在傳福音給貧窮人，釋放被擄的人，使瞎眼的看見，受壓制的得自由。

今夜，天使的佳音仍舊迴蕩在我們的世界上，將這關乎萬民的好消息頌揚。

這佳音
迴蕩在因暗無天日的烏雲壓境而陷於絕望的人中間；
迴蕩在為了良心而被抓捕，或者活在即將被抓捕的陰影之下的人中間；
迴蕩在因愛與和平而被誤解被辱罵被毆打，曾為之流淚的人中間；
迴蕩在站在廢墟之上仍站立歌頌上帝之名和作為的人中間。

那信息經久不曾改變：

「Gloria in excelsis Deo，在地上平安歸與他所喜悅的人。」

洪荒遠古的人類見到電閃雷鳴，驚恐異常，於是尋求圖騰與山神庇護；
被囚巴比倫的猶太人國破家亡，於是有了申命記，告訴他們是耶和華獨一真神被揀選的子民；
黑死病橫掃歐洲，人們以為末世臨近，於是鞭撻肉身，禁慾修行；
亂象叢生的二十一世紀令人認真地擔憂起天啟預言，有些尋求靈性的解脫，有些等待來自外太空的白馬王子……

穴居的原始人第一次見到發熱發光的太陽，內心為這奇蹟迸發由衷的讚歎，不禁跪拜；
牧羊四十載的摩西在曠野見到燃燒的荊棘，受了神啟，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
在去往大馬士革路上，保羅忽瞎了眼，又聽見天上的聲音，從此皈依他曾逼迫的基督，竭力傳道；
二十世紀航天技術的迅猛發展，終於為好奇的人類插上雙翅，回應千年來穹蒼對故人的召喚……

人類的宗教感，往往離不開對未知事物的懼怕，或是被超然外力所吸引激發，荒蠻之地如是，科學昌明的當下，仍離不開這些最原始的本能反應。

正如同Interstellar中，讓Cooper再次上天的動力，是對枯萎病和沙塵暴的懼怕，對人類未來的擔憂；NASA的計劃，是因為認定蟲洞是冥冥不可知的力量對人類施出的拯救援手；而Murph臥室里的Ghost，從夢魘成為謎題。如同所有的救贖神話一樣，故事的開端是悲觀的，生態破壞、思想控制、進取精神的退化，人類在生存線上掙扎，一年不如一年，坐以待斃，無能為力，這大概是最接近真實而更殘酷的末日。人類上天，是被抗拒死亡的求生本能所驅使，也是回應更高智慧發出的訊號，隱藏在背後的還是不死的好奇與冒險的心，懷揣著單純的信心，在一切奧秘背後，有著救贖與一切的答案。當然這次大無畏的救贖計劃獲得了成功，救贖的高潮與成就發生在黑洞裡面，在那裡Cooper找到的不僅是救贖之道，更是頓悟了救贖的奧秘與人類實存的意義。

所以，Interstellar，或者某一些科幻小說，也可看作不過是又一種形式的迴歸永恆的神話。

解碼Interstellar有很多把鑰匙。不少人手拿的是科學理論，有些是人性與愛，而我的那把，是「拉撒路復活」。

片中Brand博士說，這個救世計劃的名字是「拉撒路計劃」，寓意死而復活，Cooper說，但他必須先經過死亡，才可以出死入生。這個名字表面似乎指的是那先驅的十二名科學家，甚至之後的Cooper等人需要付上生命的代價，才可能為人類的未來殺出一條血路；而或許還有另一層不那麼崇高卻更真實的含義：只有犧牲了地球上的人類，才可為未來的人類這一種族找到更廣闊的天地。

但拉撒路復活的隱喻並非止步於此。四福音書中，約翰福音是最特殊的一卷，而拉撒路的復活在這卷特殊的福音書中，也有著特殊的地位，並不僅僅因為它只在這卷書中被記載。相比另三卷福音書拉拉雜雜一堆，約翰福音的結構顯得特別簡練，從耶穌出來傳道到他受難復活之間，約翰只記載了七個耶穌所行的神蹟，「拉撒路復活」，是最後一個神蹟，無疑是耶穌傳道生涯的高潮。它的重要性不僅是因為耶穌的能力超越死亡，更因為這個故事中直白而具體地記載了在其他經文中少見的耶穌的一面。

「耶穌哭了。猶太人說，你看他愛這人是何等懇切。」

這大約是「拉撒路復活」中最為人熟知的一句經文。耶穌哭了。神子從未在這一刻那麼像人子。拉撒路的故事中，兩次講到耶穌的愛，並不是抽象的大愛，而是具體的，實實在在的人與人之間的親密關係。約翰說，「耶穌素來愛馬大，和她的妹子，並拉撒路」，又借猶太人之口說，「你看他愛這人是何等懇切」。神愛世人，透過的是將自己的獨生子賜給世人，透過他的獨生子為所愛之人流下的眼淚體現出來。神的救贖大計，並非是超然而抽象的理念，而必須落在時間與空間上的某一點，實實在在地介入在歷史之中。

神子與神子的救贖，不是conceptual的，而必須是historical的，由history event構成，這是基督信仰中不斷爭辯亦不可動搖的根基。Cooper在黑洞的五維空間中，置身於Murph房間的時間合集中，忽然頓悟：並不是我們需要「他們」，而是「他們」需要我們！

全知全能如「他們」，即便擁有實施救贖的技術，也不能夠成就，「他們」建造Murph房間的五維空間，吸引Cooper走到這一步，因為「他們」需要Cooper，需要Murph的房間。救贖的施行，需要一個實實在在的空間與時間上的一個點，歷史上一個真實的時刻，在那裡，救贖者與被救贖者發生接觸。「他們」作為遙遠世界的他者無法掌握找尋到那個歷史時刻，他們需要Cooper，一個真實地活在這段歷史中的人來定位。而讓抽象的救贖與現實發生溝通，而不成為冥冥囈語的解碼器，正是愛。因為比起一切宏偉理論，愛是一個個體與另一個個體之間，最清晰最有力的訊號與聯結。

神對於人的愛，促使了神以人的形象來到世上，神與人同行同住，使救贖成為可能。這是基督教的道成肉身，是印度教的Avatar，也是Cooper在黑洞中頓悟的救贖的奧義。

「父啊，我感謝你，你已經聽我。我也知道你常聽我，但我說這話，是為我周圍站著的人，叫他們信是你差了我來。」

耶穌在將拉撒路復活之前的禱告中，如是說。約翰福音的另一個特殊之處在於，耶穌不斷宣示強調他與他的父之間親密無間的關係，并在最後的晚餐中提出他將會賜下聖靈保惠師給門徒。約翰福音清楚表明父、子、聖靈之間三位一體的關係，不是一種神學上的論述，而是對三個位格那緊密不可分割的關係唯一可行的敘述。三位一體，教義上說，是一位神，擁有三個位格，這由三個位格組成的獨一的神，據某些神學家說，只可用愛來比喻。聖父是施愛者，聖子是被愛者，而愛這個行動，正是透過聖靈表達出來。三者各不相同，卻必須同時出現才可構成愛這個動作，沒了任何一方便也不存在所謂的愛，也就不存在什麼神了。

正如在黑洞中，那施行救贖的，是來自未來的人類；等待被救贖的，是活在21世紀的人類，對Cooper而言，正是在書架後面抽泣迷茫，令他心揪的小女孩；而那將這救贖實踐出來的，是Cooper──一個人類。於是在那一刻，Cooper頓悟，從來不存在什麼遙遠的他者，那不是「他們」，而是「我們」。既是群，來自不同時代的獨立個體；又是一，同屬一個種族。在這個救贖事件中，Cooper感受到人類作為一個種族，超越空間時間的阻隔，我們是一體的，我們的命運緊緊相連；這救贖的一刻，是「我們」的同在，合作完成的。

若是這個故事停留在一個來自未來外太空擁有高科技的智慧個體對人類無私或偶然的拯救，它不過依舊是個俗套的人類中心視角的故事──不僅整個世界，乃至整個宇宙都是圍着人類打轉，好像他們多麼獨特而珍貴。可以說，不僅被救贖者，施行救贖者是人類，甚至連那全知全能的救贖者都是人類，似乎是人類中心論的巔峰。然而跨過了這傲慢自大的極限，故事又變得有意思起來。穿越星際中的掙扎、衝突、失望與孤獨，還有那在天上數小時人間已恍如隔世，整個世界與一切都被時間偷走，而只有自己被遺落在過去的無助痛苦（那是整部影片中唯一讓我觸動的煽情時刻），這些忽然都變得不再重要。人類被恐懼、孤獨與期盼驅動而探索太空，而最終得到的答案需要放下從這些從個人出發的得失，把自我交託於一個更大的集體意識。這是Cooper在黑洞之中的第二次頓悟，他的自我意識被更大的「我」所浸沒，他不再是傳統意義上力挽狂瀾的英雄，而是人類這個浩渺大家庭中的一個分子，沒有他來自未來的同胞，救贖的大門不會打開；而沒有他的努力，救贖無法施行；而沒有他的女兒在地球上的信任與回應，救贖亦無法達成，一切都在心有靈犀中。

「主啊，你若早在這裡，我兄弟必不死。」

Interstellar中一再出現的危機，是與時間賽跑。太空中的人與地球上的環境危機賽跑，黑洞附近的人與地球上的人賽跑。時間與效率，是這場計劃的關鍵，至少他們是如此認為，一旦跑輸了時間，便前功盡棄。

拉撒路的故事也是一個與時間賽跑的故事，至少在耶穌之外的門徒和猶太人看來。馬大與馬利亞在拉撒路病重之際傳話給耶穌，期盼他能前來醫治自己的弟兄，他們對耶穌醫治的能力蠻有信心，只怕他趕不及在拉撒路病故前到達。然而，耶穌卻在眾人期冀的目光之下，故意捱延，甚至故意輸給了時間，等他啟程的時候，拉撒路已經病故多日。當馬大與馬利亞見到耶穌的時候，第一句的話都是「主啊，你若早在這裡，我兄弟必不死」。這句埋怨似乎正正印證了Interstellar中，Cooper等人在太空上對遲到的恐懼，地球上的至親者對遲到的不解與憤懣。後世信徒解讀這段經文中耶穌故意的遲到，說這是因為耶穌意在施行更大的拯救，當馬大馬利亞的信心只落在耶穌醫病的能力之上，耶穌希望她們將信心放在他是生命之主的應許上，將眼光放在他與全能父神的關係之上，而這救贖不僅僅可造福拉撒路和他的姐妹，更可造福全人類，乃是他來到世上的目的。而為了彰顯這救贖，并使人信服，耶穌必須讓拉撒路經歷死亡，讓他的姐妹經歷絕望，正如耶穌自己一樣，也是必須經歷死亡，才可復活。

Cooper曾兩次被黑洞拖慢時間，第一次是在第一個覆蓋滿水的星球，他精密計算將時間損失降到最小，他對行動失敗而懊惱憤怒，在登上太空船后，他對著錯過的歲月痛哭流涕。但來自未來世界的人類所安排的救贖註定必須冒著時間被無限延遲的風險，才能實現。第二次Cooper主動選擇放棄，不僅放棄追趕時間的掙扎，甚至是做好徹底而永恆地輸給時間的準備，但生機正藏在死亡與放棄背後，不僅是此刻地球上人類得救的方程式，更是擺脫與人類如影隨形的恐懼與焦慮的秘訣，是人在這宇宙間的位置與實存意義的奧秘。

墜入黑洞的那一刻，Cooper並不知道這一切，他也許已經做好犧牲的準備，也許帶著些許僥倖，盼望在黑暗後面找到一絲渺茫的希望。他的信心雖小，找到的獎賞卻是大的。很多人說這部電影存在許多巧合，主人公幾乎幸運得無法想像，也許只有在不合常理之處，人才需要take a leap of faith。

「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

基督教的救贖觀中，人的信心寄託於上帝的愛與大能，而將全知全能的上帝和他的計劃與地上渺小人類聯繫起來，能實實在在落在二千多年前的巴勒斯坦，能讓神與人同行同住，能被後人以最鮮活的回憶記錄下點滴的，是耶穌的道成肉身。他既是神，又是人，人們看到至高無上無形的他者，變成了「我們」；而那玄而又玄的道，以人可以理解效法的方式被實踐出來──愛人如己。讓他者與我們接觸，搭起這座橋樑令等式對等的，是既是人子又是神子的耶穌。而在Interstellar中，神話不再需要如同道成肉身，如同Avatar這樣架起橋樑的神人，那他者本來就是「我們」，我們是被救贖者，也是救贖者，我們的信心不需要寄託在不知所終的他者，而是我們自己身上，而令我們成為自己的神明的，是愛，是自我犧牲，并對人性寄予的信心。

有人說，Nolan講來講去還是人性的偉大，還是煽情，還是絮絮叨叨說愛，太空洞無聊了。也許觀眾期待在玄而又玄的特效與理念背後，理應有驚世駭俗的結論與發現，而不是這些愛與犧牲的陳詞濫調。可是也許Nolan就是想要告訴我們，那些被我們重複到厭煩，感到毫無新意的愛啊犧牲啊，是多麼重要，甚至值得請一堆好萊塢明星，找物理學巨擘，種一塊玉米田，燒一大堆美金去說給我們聽。也許愛是陳谷爛麻，也許是再普通日常不過的事，比如父女之情，比如戀人之間的戀慕，比如同袍的情誼……儘管我們習以為常，甚至不屑言說，但是這些無限無盡的林林總總的人與人之間的愛與聯繫背後，是一個更大的「愛」，讓我們放下自我，將我們聯繫成為一個共同體的大愛，那些我們經歷的種種瑣碎的愛，甚至只是某個瞬間，不過是這種大愛的碎片與反映。這大愛，是我們人類存在的意義，是我們尋找救贖與自救的唯一途徑，我們只有透過在日常生活中實踐一件又一件這些卑微而不足為道的愛，才可抓住永恆的一個瞬間。

看到這裡，有些基督徒又要跳腳，批判Nolan將有限的人取代了至高無上全能神的位置去談論救贖是一種褻瀆。但我們不要忘了，創世紀中的雅各在夢中見到異象，看見有天梯連接地上與天上，而有天使在這天梯上上去下來。約翰福音的傳統講述的是一個至高永恆的道從天上降到人間，完成了地上的使命，證明了他是上帝的兒子，再次回到了天上；但這傳統還有另一面，是耶穌作為人子在地上施行神蹟，死而復活昇天之後，降下聖靈回到地上，并應許他會第二次再來。無論是在猶太教還是基督教的傳統之中，神從來不是一個高高在上，遠離人世的他者，上去下來是他行為的一貫邏輯與模式。我喜歡Nolan沒有讓那Cooper口中未來的人類露臉，他們悄無聲息地佈下棋盤，當任務完成他們又悄無聲息的隱去。是的，我們沒有必要知道他們到底是誰，長什麼樣子，為什麼要這麼做。因為重要的不是那個他者或「我們」的具象是什麼，唯一與我們的命運息息相關的，也是諸多宗教所談論的，不過是相信，那他者，因為愛，成為了「我們」。